天下着雨，秋风卷走白杨树上最后几片叶子。有人在街上扯着嗓子唱歌，我们三个都扒着长沙发看向窗外。楼下，五次获得过南斯拉夫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比赛冠军的罗多·卡莱姆正紧紧扶着栏杆。
“我亲爱的，你们有什么需要吗？”
不管遇到熟人还是生人，我们的罗多总是没完没了地问这个问题，他像白狼一样因此出名。
他对别人有多殷勤，就对他的妻子和自己有多刻薄。他经常喝得醉醺醺的，手脚并用，沿着通往戈里察高处的台阶往上爬。对于罗多来说，每天沿着戈鲁察路的陡坡一直走到顶，亲自征服每一级台阶，算是体育方面的成就，简直比得上在几场小型的奥运会上胜出了。
马上就要开冬奥会了，从此之后，在萨拉热窝，一切都以服务冬奥会为准则。即使这个冬天没下雪，而且都已经进入了一月份，人们还是很担心，目光中都是疑问。然而其他人却觉得举办奥运会纯属多余，他们从牙缝中挤出话来：
“呵……咱们真需要这玩意儿！”
只有老天才知道，为什么罗多竟然没听说奥运会的事儿。看到他突然踉跄了一下，我母亲吓坏了：
“瞧啊，他要摔倒了……”
话音刚落，罗多脚下一滑，摔得结结实实。他在摔倒时抓住了栏杆——它将街道分成了两级阶梯。当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重新站起来，却没法以这个姿势支撑多久。他想找个台阶支撑一下，没想到一脚踩空了；他再次拽住栏杆，用脑袋抵着站起身来，结果又摔倒了。一看到血，我母亲紧张得咬住自己的手。父亲急匆匆跑到过道里，没穿鞋子就冲出了家门。
“我的天呐，布拉措！你不能光着脚跑到街上去啊。”
“我没光着脚，穿着袜子呢。”
我母亲跟在我父亲身后冲了出去，手里拿着他的皮鞋。
他们把盯着天空看的罗多扶了起来。
“你没死吧，罗多？”我在他旁边大叫。
他嘴里嘟哝着不知什么，那双亚得里亚海一样蓝的眼睛在看什么，也只有天晓得。
“他一定是从喀尔巴阡山那边来的，”我对父亲说，“跟所有的斯拉夫人一个样！”
“是从杜塞尔多夫来的！他去年就是从杜塞尔多夫来的。”母亲插嘴道。
“阿兹拉，别对孩子乱说！”
“我没乱说啊，他之前在杜塞尔多夫他哥哥那儿，在一个工地上干了三个星期的活儿。”
“嗯……他喝醉啦！”我做了总结，母亲点头表示同意。
他的头一放在枕头上，罗多立刻认出了我：
“呀……瞧瞧他！一个卡莱姆，真真儿的！蓝眼珠，这是天之悲伤。”
“这是什么意思？”我问道。即便我并不是太想知道答案。不过，大概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吧！
不一会儿，我就带着“蓝眼珠是天之悲伤”的感觉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看到母亲正守在窗边，看着窗外越下越大的雨。
罗多在我家厨房的长沙发上睡了一夜。他一大早就醒了，然后照着住公寓的习惯忙活起来。他这么做并非出于感激，而是喜欢帮别人一把，也因此常常到了“忘我”的境界。父亲一睁眼就看到了那台被罗多拆得七零八落的收音机，零件散得到处都是。
“我什么都能想象，不过，一个人类的声音能够漂洋过海传进我的耳朵里，这可真是奇迹！”罗多感叹道。
“也许是靠上天呢？”
“上天传递信号。”
“意思是老天也知道啦？”我父亲问。
“一点儿没错！”罗多说。
他堵住厨房盥洗池的下水口，往池中放了些水，然后让水滴不断地从水龙头滴下来。
与此同时，我父亲和母亲都俯身凑到跟前，观察水滴滴落的周围，一圈圈不断扩大的波纹。
“就是这个原理，我亲爱的们！”
“可是……你看见了吗？”
“看见什么？”
“扩散的水波。”
“老天还会点儿小儿科的东西呀！”
“别再说你的老天了，信号就像一滴水，老天让它落在大海里！这就是全部的奥秘！”
通过厨房半掩着的门，可以看到录音机的几千个零件，餐桌上、橱柜上、长沙发上，还有两把扶手椅上，都铺满了！凭着魔术师般的灵巧，罗多很快就把它们重新安装好了。他按下收音机的开关，我们马上就听到了新闻：“……今天，铁托同志在访问斯梅代雷沃(1)时再次强调，革命和日常生活是两码事！……”
“必须从厂子里再拿个新的电容器来。这得花些时间了……”罗多解释道。
“啊，好的！你能不能也看看电风扇，”我母亲说，“它总是吱嘎吱嘎地响……”
“没问题，亲爱的。如果有什么需要，你就说。”
电风扇一修好，我母亲又很快发现了别的问题。
“电视……二台不太清楚……”
罗多把电视机捣鼓了一番，很快就找出了故障：
“是地线，不算什么事儿！”
他抓起缆线——当他拿着的时候，电视画面很清楚；可等他一松开手，电视就嗡嗡作响，画面也走了样。他走到门口，脸上挂着大大的微笑又说了一遍：
“只要有需要，你们就给我打电话！”
“好的。不过，下一次，拜托正正常常地来吧！”
“替我向天之悲伤的蓝眼珠问好！”
罗多走了以后，我一晃一晃地走到厨房，像往常一样，母亲再次重申她不喜欢我走路的方式：
“别拖着脚走路，站直了！”
萨拉热窝奥林匹克运动会越来越近了。准备工作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只不过，还是没有下雪。所有人对此都表示讶异：元旦都过了，可是雪呢……一点儿没下！
我最喜欢的日子是周一——因为这一天，我直到下午才有课。那天早上我睡了很久，家里一个人都没有。一醒过来，我点上一支父亲的黑塞哥维那香烟，又给自己弄了点儿咖啡。我在窗子前天马行空地想了好久。
风很冷，街上空无一人。我刚刚朝街上瞥了一眼，发现罗多出现在一棵白杨树下，醉得一塌糊涂——而且很可能，从头天晚上就醉了。他在风中摇摇晃晃，唱着，跳着，两只脚磕磕绊绊。我赶紧下楼去迎，还用上了游击队救伤员的技巧，还挺有效的。我迅速把他的胳膊架在我的脖子上，拖着他朝家里走。
到了家门口，他自己站直了身子，或多或少清醒了些，准备要走。
“亲爱的……我走啦……不过要是有需要……”他含糊不清地说着，瘫倒在地。
我没了力气，实在没办法把罗多拖进家里，幸好他似乎睡着了——我如释重负，因为我上学已经要迟到了。
我急切地盼望着最后一节课赶快结束，心情就像鲍勃·比蒙(2)脚踏起跑器等待着发令枪响。我回到家时，看到罗多还在楼道里。我母亲已经回来了，不过她没能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把他拖到屋子里。
两个人，也就轻松多了：我抓住罗多的肩，母亲抓住他的脚，罗多终于在厨房的长沙发上“成功着陆”了。
“之前我每隔五分钟就得确认一下他是否还活着！得了，我叫急诊。”
“等等，让我试试！”
我捏住罗多的鼻子，他开始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不用再叫急诊了：他还活着！
父亲回来了，从记者招待会上回来的他，显得有点激动。
“罗多回来了吗？”
“他在那儿呢。睡觉呢。”
父亲去把罗多叫醒。然后，他阴沉着脸回到桌边吃饭，顺带叫罗多马上来。
“你们知道吗，刚刚曝出一件丑闻，”他在吃两口饭的间隙向我们宣布，“还是国际性的！”
“发生什么事情了？”母亲问道。
“你，你坐在那儿！”父亲命令罗多。
“好的，我亲爱的，发生什么事情了？”罗多重复道。
“萨拉热窝要举办冬奥会，你知道吧？”
“就连树枝上的鸟都听说了！”
“可你知道吗？萨拉热窝都没有空床位了！”
“我怎么可能知道啊，我亲爱的？”罗多回答说。
“一个男孩让人收拾了……捷克的报社记者。”
父亲说的是什么，我们一点儿都没听懂。
“罗多，你怎么知道他到处勾引女人？”
“呃，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啊，我亲爱的。我又不是瞎子！”
“那你对他做了什么？”
“‘你在我家干什么呢？！’我问他，他支支吾吾地跟我说了几句外国话，我上去就给他一拳！结果我那好老婆倒朝我扑过来了。‘快住手！’她对我说，‘我跟你解释！’‘畜生！该是我向你解释吧！’‘误会……’那个家伙说。‘误会……你听！’‘他是个记者！’她说。‘记者……那咱们走着瞧！……’说着，我又给了那家伙一拳。他没有躲闪。他们这种人，撒谎就跟呼吸一样平常！他倒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了……我老婆，我把她锁在浴室了！另外那个家伙好像失去知觉了。我把他的脑袋摁到水龙头底下，他又清醒过来一点儿。我就把他送到了急诊室！即使我没送，他也没事儿，他什么都不会说，另外，也没人会再说他了。”
“你真是疯了！”
“啊？”
“你想想啊，罗多，送去急诊，他们会通知警察，告诉警察他是在哪儿被打的。警察肯定已经在追你了，我的天呐！你老婆跟他们说，她把一间卧室租给了这个外国人，她打算用赚来的房租给厨房换块油毡布呢！”
“可你啊，”我母亲微笑着插嘴道，“你把那个像初生婴儿一般无辜的家伙一顿胖揍，就因为你以为他专门勾搭女人！”
我开始觉得浑身不自在。
“阿兹拉，这可不好笑！”
“噢！怎么会啊，这太好笑了！一个为了奥运会而来的家伙，安安静静租个卧室……然后，就被——打——啦——！”
“这是一场误会！”
“所以才好笑啊！”
“要是他因为这个被关进去两年，你还觉得好笑吗？”父亲反驳道。
“不要！”我有些哽咽，“这不是他的错！要是你一回家，就看到一个家伙正在用你的牙签，你会怎么想啊？！”
我跑出门，坐在楼梯上，开始哭起来。
伴随着父亲和罗多的谈话，飘起了片片雪花——奥运会开幕式前夜，它们终于纷纷扬扬飘落向人间。萧瑟的北风没能吹弯白杨的枝条，于是它大发雷霆。晾衣绳上的滑轮吱嘎作响，让我心里很不好受。
全都是因为我放心不下罗多，唯恐他真会像父亲所说的那样，被警察抓了去，无论如何，我想我的世界会崩溃的。就在这时，军医院那边出现了一辆小蓝车，是一辆警车！我顾不上哭了，飞快地跑回家里。还是有时间把罗多藏到地下室的。
父亲用两只手支着脑袋。
“那……”母亲问道，“咱们该怎么办？”
“要是我们把他藏起来……”
“没门儿！”
“为什么呀？”
“窝藏罪犯是犯法的。”
好吧……我心想。该轮到我表演了。
“最好的办法，”我提议，“就是让他去向警察自首。趁着警察还没来！”
“照你看，我亲爱的，这么做……是不是可以减刑啊？”罗多问道。
“对！必须的！”
“天之悲伤的蓝眼珠，瞧我干了多蠢的事儿！你可千万别学我。”
老天知道怎么回事，我突然计上心来：
“我陪你到警察局去！”我一边说，一边戒备地留意着窗外，生怕警灯出现。
“哇！太棒了！我儿子的分析能力……”父亲不胜欣喜，感叹道。
“我准备好了，你们不会怨我吧，嗯？嘿，天空的眼睛，咱们出发！”
我们下了楼梯，走到了进门处的大厅。正当罗多打算出门时，我一把扯住了他的袖子：
“别从那儿走！有警察！”
罗多一脸茫然，紧跟着我一路小跑直到地下室。我摘下扣锁，让他进去。
“你不该这么做，我亲爱的。”
我刚关上门，就听到一阵脚步声。是两个穿制服的警察和一个穿便衣的，他们按响了我家的门铃。我把家里装卷心菜的桶盖掀开，搬出几个卷心菜放到了邻居加夫里奇的桶里，因为他的桶有一半还空着。罗多跳到桶里，我把盖子盖好，离开了地下室。我不知道父亲和母亲会对警察说些什么，不过第三个警察，就是穿便衣的那个，去四周搜查了。
“真丢人啊！一个咱们这样的民族，连世界另一头的人都在赞扬我们热情好客！”
“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可你们想拿他怎样呢，他不是个坏人……”
“不是坏人？！要是我们把别人痛打一顿，你们怎么看待我们呢？”
“这个啊，我也跟他说过了。”
这几个警察拿着手电筒在大厅里扫了好一会，接着就下楼去地下室了。我躲在阁楼，把整个过程看得一清二楚。
我蹲坐在脚后跟上，守在阁楼门口。看到他们从地下室里上来，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跟你们说过了，他去自首了，”我父亲解释道，“警察局的人怎么会没通知你们呢，真奇怪。”
我又在阁楼藏了半个小时，才下楼回到家里。
“还顺利吗？他去警察局自首了？”父亲问。
“我一直把他送到苏捷斯卡电影院那里。他朝我做了个手势，跟我说：‘向你爸妈问好，我亲爱的！’”
“他这么了结还算聪明！”
“是啊，对，说得没错！”
这个夜晚很平静，可是父亲和母亲决定不去睡觉。而我，我还在等他们睡觉了，再下去给罗多送吃的。父亲还在看电视，而母亲正在给我织新毛衣。
“阿兹拉，我更喜欢细毛衣！”
“我可没钱买……”
她继续手头的活儿。
我用尽浑身解数想让他们快点儿走，这样才能让罗多吃上饭。可惜都是白费力气。
罗多肯定生气了，我心想。于是我大声提议：
“酸醋汁卷心菜……哎，我真想来点儿。”
“都这个时辰了，我才不会去地下室，我的小宝贝！”
“你不用管了，”父亲说着站起身来，“我去。”
“别……不用啦。我好像有点胃疼……”
“那就别吃卷心菜了，也别吃维生素C了。量量体温，你快去床上躺着吧。”
我立刻爬上床，钻到鸭绒被底下，迫不及待地等着父母去睡觉。可在此之前我先睡着了。
早上五点钟我就醒了，心想罗多肯定饿死了。母亲睁开眼，看起来有些担心。
“你去哪儿？”
“去厕所。我肚子疼。”
我跑到厨房，像电影里的快进镜头一样，从冰箱里摸到什么就往外拿。然后我偷偷溜出去，三步并作两步跑下楼梯，看看家里没什么动静，赶紧打开地下室的扣锁。我用手电筒照着，慢慢走到卷心菜桶旁边。我把手电筒放在通风窗的窗台上，然后掀开盖子。
“罗多，是我。你听见了吗？”
没有回答。我顿时慌了神儿。我把里头的卷心菜一个接一个往外搬，不过很快我就明白过来，罗多已经逃走了。藏人的主意原本让我沾沾自喜，可没想到计划最终还是破产了。
“阿列克萨，你在哪儿啊？”
“在这儿呢。”
“你干什么去了？”
“没干什么。我想透透气来着，我肚子疼。”那个夜晚，不仅仅是一个笼罩大地的黑暗之夜，更是我初次违法乱纪之夜。我本想跨过红线，却没能成功。我只好重新回到床上。
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早晨。我父亲叫我起床，我求他再让我多睡五分钟。我闭上眼睛。收音机里正在播放新闻：
“……昨天晚上，就在萨拉热窝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的前夜，有人以非正式的方式为滑雪道举行了开幕式典礼。两位成年男子，家住萨拉热窝戈里察街区的米连·罗多·卡莱姆，以及滑雪道守卫、帕莱(3)本地人德扬·米特洛维奇无端指责，雪橇在滑雪道上下滑的速度太慢。于是两人决定打赌：只要有一瓶拉吉拉，罗多就脚踩塑料袋顺着滑雪道冲下去。赌注一下，两人……说干就干。”
一群赌徒发现罗多时，他的皮肤都烧焦了，他们把半死不活的他送进了医院。打这之后，不论是父亲还是萨拉热窝警察局，都不再操心这位技术员——南斯拉夫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比赛冠军罗多曾经制造的那个丑闻了。
当我们到市医院去探望罗多的时候，他浑身上下都缠着绷带，一动不动。他看着我们，费力地问我：
“我庆爱的，你们有什么洗要吗？”(4)
(1) 南斯拉夫东部城市。
(2) 鲍勃·比蒙（Bob Beamon，1946— ），美国田径运动员，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跳远项目世界冠军。——编者注
(3) 坐落于萨拉热窝东南的市镇。
(4) 在原文中，罗多因为受伤说话吐字不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