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赫柳多夫回到莫斯科后，第一件事就是到监狱医院把枢密院裁定维持法院原判的不幸消息告诉玛斯洛娃，并要她做好去西伯利亚的准备。
他对律师起草、现在带到牢里让玛斯洛娃签字的御状不抱多大希望。说来奇怪，他现在倒不指望告状成功。他已经做好思想准备到西伯利亚去，同流放犯、苦役犯生活在一起。一旦玛斯洛娃无罪释放，他倒很难想象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和玛斯洛娃的生活。他想起美国作家梭罗(1)的一段话，他在美国仍存在着奴隶制度的时候说过，在一个奴隶制合法化并且受到保护的国家里，正直公民的唯一出路就是监狱。自从去过彼得堡，耳闻目睹种种事情以后，涅赫柳多夫也对此很有同感。
“是的，在当代俄国，一个正直的人的唯一出路就是监狱！”他想。他坐着马车来到监狱，跨进监狱高墙的时候，这种感受变得更加真切了。
医院看守人认出是涅赫柳多夫，就立刻告诉他，玛斯洛娃已经不在这里了。
“她现在在哪儿？”
“又回监狱去了。”
“为什么调她走？”涅赫柳多夫问。
“她就是那种人嘛，老爷，”看门人轻蔑地冷笑一声说，“她跟医士勾勾搭搭，被主任医生打发走了。”
涅赫柳多夫万万没有想到，玛斯洛娃和她的精神状态与他如此相近。这个消息使他大为震惊。他心里的感受就像人们听到大祸突然从天而降的消息时的感受一样。他心里很难过。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羞愧。他首先觉得自己很可笑，因为他曾经高兴地以为她的精神状态已经起了变化。他想，她不愿意接受他的牺牲，以及对他的责备和在他面前流下的眼泪，这一切都是堕落女人施用的心计，只是想方设法利用他罢了。他现在觉得，上次探监时他已经从她身上看到不可救药的迹象，现在已经暴露无遗。当他下意识地戴上帽子，走出医院时，脑子里掠过这样的念头。
“现在该怎么办？”他问自己，“我还要跟她来往吗？我不是因她的这种行为就此可以脱身了吗？”他问自己。
然而，他刚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就立刻明白，他认为自己就此可以脱身，撇下她不管，受到惩罚的并不是他所期望的她，而恰恰是他自己。一想到这里，他不禁害怕起来。
“不，这件事不能改变我的决心，只会增强我的决心。她的精神状态驱使她怎么做就怎么做好了。她要跟医士勾勾搭搭，就让她去勾勾搭搭，这是她的事……至于我，凭着良心去做事，”他对自己说，“我的良心要求我牺牲我的自由来赎我的罪。我要娶她为妻，哪怕是形式上的婚姻也好。不论她流放到哪里，我要随她同行。我的这个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他一边十分固执地对自己说，一边走出医院，迈着稳健的脚步向监狱大门走去。
他走到监狱门口，要值班看守通报典狱长，说他希望见玛斯洛娃一面。值班看守认识涅赫柳多夫，就像熟人一样，告诉他监狱里的一条重要消息。原来的上尉已被免职，这个位子由另外一个严厉的长官来接替了。
“现在管得很紧，紧得要命，”看守说，“他在里面，我马上去报告。”
果然，典狱长在监狱里，过不多久从里面走出来见涅赫柳多夫。新典狱长长得又瘦又长，两颊的颧骨隆起，脸色阴沉，动作缓慢。
“只有在规定的日子才准许与犯人在探监室见面，”他说，眼睛不看涅赫柳多夫。
“可是我想让她在一张呈给皇上的状子上签字。”
“您可以交给我。”
“我想亲自见见她，以前我一直得到你们许可的。”
“这是以前，”典狱长扫了涅赫柳多夫一眼说。
“我有省长的许可证，”涅赫柳多夫坚持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皮夹来。
“请您出示一下，”典狱长说着，仍然没有看涅赫柳多夫的眼睛，伸手接过他递过来的一张公文。他的白净的手指又长又瘦，食指上套着一枚金戒指，他慢吞吞地念了一遍。“请到办公室来，”他说。
这一次办公室里空无一人。典狱长坐到桌子后面，翻着放在桌子上的公文。他分明想在他们见面的时候留在这里。涅赫柳多夫问他能否见见政治犯博戈杜霍夫斯卡娅，典狱长干脆回答：不行。
“同政治犯见面是不允许的，”他说完，又埋头去看公文了。
涅赫柳多夫的口袋里装着给博戈杜霍夫斯卡娅的信，觉得自己好像一个预谋被揭穿了的、做了亏心事的人。
玛斯洛娃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典狱长抬起头来，既不朝玛斯洛娃看，也不朝涅赫柳多夫看，自顾自地说：“你们可以谈了！”他说着，又埋头批阅公文了。
玛斯洛娃又是以前的装束：白上衣，白裙子，白头巾。她走到涅赫柳多夫跟前，看见他冷若冰霜，怒气冲冲，她的脸顿时涨得通红，低下眼睛，一只手不停地揉着上衣的下摆。她的窘态使涅赫柳多夫确信医院看门人的话没错。
涅赫柳多夫很想像上次那样对待她，想把手伸给她，可是做不到。他现在恨她。
“我给您带来一个坏消息，”他用平淡的口气说，既不朝她看，也不向她伸出手去。“上诉被枢密院驳回了。”
“我早已料到，”她说话的声调很古怪，好像在喘气。
要是以前涅赫柳多夫一定会问她，为什么她早就料到这样，现在，他仅仅看了她一眼。她的眼眶里满含着泪水。
但这不仅没有使他心软，反而使他更加憎恨她。
典狱长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
尽管涅赫柳多夫现在对玛斯洛娃十分反感，可是他仍然认为有必要向她表示自己对枢密院驳回上诉一事感到十分遗憾。
“您不要灰心，”他说，“向皇上告状，也许能有结果，我指望……”
“我不是在想这件事……”她眼泪汪汪地斜睨着他，伤心地说。
“您在想什么？”
“您去过医院了，一定听他们说起我……”
“那又怎么，那是您的事，”涅赫柳多夫皱起眉头，冷冷地说。
他的自尊心受到损害而引起的强烈反感本来已经平静下去，此刻她一提到医院的事，又涌上心头，变得更加强烈了。“像他这样一个上流社会的人，任何一个名门闺秀都会觉得嫁给他是自己的福气。他却愿意做这种女人的丈夫。而她呢，偏偏又等不及了，跟一个医士勾搭上了。”他一边想，一边瞋目怒视着她。
“您在状子上签个字吧，”他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大信封，把状子抽出来放在桌上展开。她用头巾一角擦了擦眼泪，坐到桌子旁边，问他名字签在哪里。
他告诉她写什么，写在哪里。她坐到桌旁，用左手整了整右手的袖管。他站在她身后，默默地看着她俯在桌上因强忍抽泣而不时痉挛的后背。在他的心里，两种情感在斗争：恶与善，受屈辱的自尊心与对这个苦命女子的怜悯。结果，后一种情感取得了胜利。
他记不清首先产生的是哪种感情，是从内心怜悯她呢，还是先想起自己，想起自己的罪孽、自己的丑恶行为。他竟然怪罪起她来。总之，他忽然觉得自己有罪，他开始怜悯她。
她在状子上签了名，把沾上墨迹的手指在裙子上擦了擦，站起身来，对涅赫柳多夫瞧了一眼。
“不管结果怎样，也不管出什么事，我的决心是无论如何不会改变的，”涅赫柳多夫说。
他一想到自己已经原谅了她，他就对她更加爱怜。他想安慰她一番。
“我说到做到。无论您流放到哪儿，我都将和您在一起。”
“您不用这么说，”她急忙打断他的话，脸上绽出了笑容。
“您想一想路上需要什么东西？”
“好像不需要什么了。谢谢您。”
这时，典狱长走到他们跟前。涅赫柳多夫不等他提醒，就向玛斯洛娃告辞，走了出去。此刻，他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喜悦，他心中释然，对所有的人都满怀着爱。无论玛斯洛娃的行为怎么样，都改变不了他对她的爱情，这种想法使他高兴，使他的精神境界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让她去跟医士调情吧，这是她的事。他爱她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她，为了上帝。
玛斯洛娃由于跟医士调情而被撵出医院，涅赫柳多夫对此信以为真，其实是这么一回事：有一次玛斯洛娃受女医士差遣，到走廊尽头的药房间去拿药水，在那里碰上一个脸上长满粉刺的高个子医士，他早就对玛斯洛娃纠缠不清，令她厌恶。这一次玛斯洛娃为了摆脱他，将他猛地一推，他倒在药架上，两只玻璃瓶子从上面倒下来打碎了。
这时主任医师刚巧经过走廊，听到打碎器皿的声音，又看到玛斯洛娃满脸通红从里面走出来，就怒气冲冲地对她喝道：“喂，小娘们，要是你在这儿跟别人调情，我就把你撵走。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转过身去，从眼镜架上面严肃地看着医士说。
医士满脸堆笑，为自己开脱责任。主任医师没等他说完，抬起头，透过眼镜看了看他，然后去查病房了。当天他就叫典狱长把玛斯洛娃送回去，另派一个稳重些的女犯人来当助理护士。玛斯洛娃跟医士调情，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因与男人调情而被撵出医院的事使玛斯洛娃感到特别伤心，因为她早就讨厌跟男人来往，自从她遇见涅赫柳多夫以后，就更加讨厌和男人来往。所有的男人，包括满脸粉刺的医士在内，根据她过去和现在的境遇，都认为有权侮辱她，现在见她不肯乖乖就范而大为惊讶。这一切使她深感委屈，不禁自怜自叹，暗暗流泪。现在，她从牢房里出来见到涅赫柳多夫，本想为自己辩白，说明她是冤枉的，因为涅赫柳多夫一定听说过这件事了。然而她刚想开口，却觉得他不会相信她说的话，她越辩解，涅赫柳多夫就会越怀疑。于是，眼泪只能往肚子里咽，她不作声了。
玛斯洛娃仍然认为，并迫使自己相信，她就像在第二次见面时说的那样，她没有原谅他，她恨他，其实，她早又爱上了他，而且爱得那样深，凡是他要她做的，她都做到了，戒了酒，戒了烟，不再卖弄风情，还到医院里来当勤杂工。她所以这样做，因为她知道，他希望她这样做。每次他提出要跟她结婚，她都一口拒绝，拒绝接受他作出如此的牺牲，那只是因为她以前曾经对他说过过于自尊的话，现在不想改口罢了。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她知道，如果跟他结婚，他是不会幸福的。她下定决心不接受他的牺牲，然而想到他看不起她，认为她还像过去一样劣性不改，她心里感到十分痛苦。他现在也许在想她在医院里干的见不得人的丑事，这件事比她听到最后判决服苦役的消息更使她伤心。
【注释】
(1)梭罗（1817—1862），美国作家、思想家。1846年7月因拒缴税支持美国侵略墨西哥的战争被关押一天，获释后发表了著名演说《论公民的不服从》，表示了自己的立场。
